韩小蕙同志：
未通音问，忽忽经年。新春在望，祝你虎年大吉，百事如意。
我这盘已经运转了83年的生命机器，由于磨损较大，今年秋夏之交，心脏小有故障，被医生捉到医院去关起来修理。我从前门进去，以为马克思的报到通知，已经到了医院，我会相伴住院的几位认识的老人从后门出去的，结果住了两月多，医生用电子武器把我的心脏武装起来，安了一个起搏器，我又堂堂正正地从医院前门出来，回家了。但老伴严饬“三不”，不准写作，不事外务，不多读书报，养心为上。要不是前几天我偶然在本地报纸上看到摘要，就会漏读你10月8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好文章《中国作家向世界文坛学什么》了。
文章中说，为中国许多作家熟知并且追崇的顶顶大名的魔幻现实主义大师加西亚·马尔克斯和结构现实主义大师巴尔加斯·略萨，前后悄悄来到中国，不和新闻界见面，也不和文学界交流，只是关注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和中国政治、经济界接触，了解90年代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发展。一个外国作家，如此关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关注社会主义的命运，因而引发了你提出中国作家向世界文坛学习什么的问题。
中国熟知的外国大作家到中国来，竟然不和中国作家见面，接受鲜花和鼓掌，中国作家知道了一定以为可怪吧。我也以为可怪，不过我以为可怪的是，以不怪为可怪之可怪也。一个真正的左翼作家，难道不应该关注民族的命运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吗？中国过去左翼作家如鲁迅等辈，哪一个不是关切自己民族的命运，用自己的笔为革命鼓与呼呢？
但是看一看几年前中国的文坛，却有些人提出文学要淡化政治，远离生活，没有使命，无须责任，躲避崇高，反对价值，告别革命，回到本体的论点，和文学应该具有人文精神，关注社会，直面人生，作家应有历史责任感和真善美的标准的论点争论起来。就这些于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至关重要的问题进行百家争鸣，倒是好事。却忽然吵了起来，吵得很凶，以至人身攻击。而且好像一边人多势众，互相呼应，一轰而上，还有打帮捶的，连海外也有响应的。更叫人看在眼里想在心里的是，有些新潮作家以艺术实践来支持，好像我们又要回到30年代鲁迅批评过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去才对头了。于是有人提出新文学史要从头写过，中国新文学从新潮开始。还有立新标准，评定作家，重排座次，把茅盾也踢了出去的。一时还从海外传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以后的革命运动根本错了的奇谈怪论，国内也有跟着鼓噪的。这是文坛上的繁荣和热闹乎，还是文坛上的奇论和怪象乎？我不得而知也。
但是在众说纷纭中，有一点我是清楚的。作为一个中国作家，要有鲁迅那样的骨气，要有民族的自尊心，绝不跟着某些怀有二心的洋人或假洋鬼子的洋腔洋调起哄，更不要有奴性和媚态。我们吃着中国人民贡奉的大米白面以至牛奶面包，绝不能对于中国人民生活漠不关心，对于中国社会改革毫无热情，对于振兴中华不负历史责任，不想用自己的作品去为人民服务，以好的精神食粮回报人民，帮助人民推动历史前进，却醉心于自己小天地，构筑自己的象牙塔，陷入文学纯是个人的体验，即兴的情绪宣泄，既不为人服务，也无价值可言的迷宫里去，而且自鸣得意。
当然我理解，有一些论点和作品，其实是文学过去长期服从于政治，强使文学成为政策的传声筒，在文学上强载些不属于文学的功能，并且给创作规定不必要的清规戒律，过于强调写英雄以致出现高大全的伪崇高等等文学创作不良倾向的反拨。但是不可走过头，真理过头也可以成为荒谬，不能以一种荒谬去反对另外一种荒谬。当然我也不会附会乘机而起的某种花岗石论点，以为祖宗之法不可变，圣人之规不可破，一切要按几十年前的老章程办事，才是正道，否则一切都是离经叛道的邪门外道，必欲铲除根绝之而后快，于是三五成群，七八树派，洋洋宏论，大张挞伐。有的人似乎还沉浸在当年“我即是真理”的美梦中，而不醒悟于新世纪的曙光已在眼前，再衰三竭的鼓噪，不过是时代的不和谐噪音而已。至于像你说的那种照搬洋货，改头换面，招摇过市的创作，不过是等而下之的伪劣产品，无足挂齿了。
所有这一切，归结到一点，就是作家必须回答，文学是什么？作家是干什么的？而且要回答你提出的问题，中国作家向世界文坛学什么？只要跻身于文学界的人都要回答，事实上都已经用自己的作品在回答了。如果要我回答的话，我想借用巴尔加斯·略萨的话：“文学首先是对社会发言，然后才是文学本身。”猖狂之言，能邀你一顾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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